为了方便，删掉了文中的注释，后面附上了部分参考文献。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谢谢！
一 软力量基本问题概述
（一）大师的共鸣：软力量的存在
软力量一词最早是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的，散见于奈在90年代初出版的相关著作中。而在出版于1990年的《谁与争锋：美国力量的转变》一书的第二章里奈较为明确地介绍了软力量这一概念。巧得是此时正是国际社会的多事之秋。后来证明这些并非军事铁犁所为的“大颠覆”向世人展示了所谓“软力量的第二层面”巨大威力。这不禁让人们猜测奈这位新自由主义者是否早人一步嗅到了气息，还是两者仅仅是“历史的巧合”。
在奈看来所谓软的力量颇是一国不可或缺的无形之力。虽然在20世纪早期国际关系的研究者们在对中华文化圈及伊斯兰文明的探究中已感受到它在兵锋之外的存在，仿佛一种粘和力将看似无力支撑的国家保存下来，但是往往如古代政治思想家们所看到的，将其括在仁爱、道德或文化同化力之中。到40年代，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在研究了国家实力这一范畴后认为，国家的权力可以分为有形的权力和无形的权力，似乎更加真切地将软力量从模糊而抽象的权力中剥离出来，成为催生软力量最为现实的胚胎。而带给约瑟夫•奈最为直接影响的是彼德•巴克拉克和莫顿•巴拉兹的“力量的第二层面”说，甚至在奈早期有关软力量的著作中一度借用这一说法。
90年代后，软力量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命题之一。早期的介评文章有93年王沪宁发表的《作为国家实力的文化：软力量》及庞中英的《国际关系中的软力量及其他》等等。相比较而言，美国学者更为青睐软力量，研究也最为成熟。因为奈以软力量坚定地批评保罗•肯尼迪的美国衰败论，认为“美国必须对软力量进行‘投资’，发展软力量。只有这样才能在进入新世纪时实行必要的世界领导”（这大概是乃提出软力量的最根本意图，因而中国学者也多针对于此展开批评）。然而，总体而言，正如倪世雄所言，“约瑟夫•奈有时是‘一枝独秀’、‘孤掌难鸣’”。
（二）软力量的定义
基于以上争议，本文认为，概括起来软力量是指通过因共同价值观而产生的吸引力以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另一个排除法解释就是“不以威胁或者利诱迫使他人改变行为而如愿以偿的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软力量是一种吸引力。
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将其视为一种标准以区别于硬力量。认为“硬力量可用引诱或者威胁得以实施”，而软力量是缘于“其他国家仰慕其价值观，模仿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发的水平，从而愿跟随其后。”如果一国的硬力量遭致他国的烦感，那就可视为是缺乏软力量的。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硬力量同样可能对他人是有吸引力的。 “正如奥萨玛•拉登在其一盘录像带中所言，‘当人们看见强壮的马和嬴弱的马时，自然而然会喜欢壮马。”奈看到这一点，但在谈论软力量和硬力量的关系时，却没有深入其中的微妙，而只是强硬地将两者撕开。所以，在一些列举例子当中不免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在谈美国软力量时，主要列举文化、价值观和政策方面的因素，而避免过多涉及经济上“软的一面”，而同时却认为“亚洲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小国也拥有软力量”原因时“他们的经济和民主进步颇具吸引力。”
但是，将吸引力视为软力量的特性而区别于硬力量的引诱或威胁仍是较为准确的，毕竟让别人因喜欢而主动和你站在一起不取决于你多么强大，而只能是自身“魅力”的吸引。同时，用吸引力界定软力量虽然人为缩减了传统人们认为的硬力量之外的所有无形力量就是软力量这样一种力量范围——例如，奈就并不认为影响力这种无形力量等同于软力量。但是，跳出了传统对无形力量的模糊印象，将权力从传统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具体说来，将威慑力排除在软力量之外，是现代社会军事力量角色变化思考的结果。正如奈所言：“当前很难想象这样的景象”，“用武力攫取他国的领土要比‘以发展千丝万缕的经贸联系来获取由商业往来所衍生的利益’容易得多。”总之，吸引力是描述软力量的核心。国内学者表示在阐述软力量时也基本沿用此说法。
2、吸引力来源于共同的价值观。
产生吸引力的源泉由许多。例如因特殊的嗜好（毒品）或者丰富的物质产品，仅从是否具有吸引力上判断，并不能准确描述软力量。显而易见，像毒品所具有的“吸引力”只是一种恶意诱惑，接受者往往不能表达对此的喜好。贩毒者或者毒品并不能获得与此吸引力相应的认同。原因在于接受者并非是仰慕贩毒者的价值观而愿跟随其后。
另一方面，上面提到的军事力量（硬力量）“有时也有吸引人或者“软”的一面”， 之所以并不能作为其归入软力量的依据也是因为价值观上的差异。再明白不过，任何国家都不会喜欢被他国施加军事意图，也绝不会认为他国的军事价值观是和自己一致的。因此，军事力量自身的特点只能是强制和威慑，而所谓吸引人的一面也并非指军事力量本身。就国家而言，人们是无法直观感觉其力量的强弱的，但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等硬力量是最能展示一国力量的层面。因此，一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会使他国对其能产生如此强大的内部机制（因素）倾注热情，包括对其制度、文化、政策等各个方面的追捧，软力量因此产生并倍增。这就好像对粘土的价值认识都是一致的，但可以捏出“打架”的泥人。
从今天的国际关系实践来看，单纯用武力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往往是失败的。经济信息因素的作用日趋明显，政治因此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吸引力、合法性和可信度的竞争。合作在国际交往变得广泛而深入，这就要求合作者必须形成认知的一致，特别是共同的利益和价值取向。传统上无论是威服、怀柔还是民族同化都无力应对这种合作的要求。所以从价值观上考量吸引力虽然同样某种程度上缩小了无形力量的范围，却对当前国际环境的适应力增强，对各国政府应对合作与竞争上的策略制定具有明确而有效的指导意义。
3、由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应当能增强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
奈在著作中一再强调软力量资源与软力量之间的差别。并坦言，“以资源来衡量的力量和以行为结果来判断的力量之间的差距并非软力量所专有。”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甚至经济都可能是软力量的资源，即它们可以在他人价值观上产生或促使其他资源更具吸引力，但是这并不能一定导致他人主动符合我们的意图（尽管软力量的吸引力往往是潜移默化，让我们不自觉地符合了拥有强大软力量的人），或者大为减少我们主动追求所期望结果（可能是用武力）时所付出的代价。如果有这样一个可怜国家：文化、价值观、政策上都颇具吸引力却在国际社会上四处碰壁，我们无法想象它会是一个拥有巨大软力量的“矮个子”。事实上这是可能存在的，日本宠物小精灵游戏大受欢迎，不能保证日本的政策如愿以偿。
这种状况同样是由于“吸引力”——软力量这一大特性决定的。吸引力不像强制力那样——只要施加者有了行动，接受者就会产生符合施加者意图的行为，所以判断有无硬力量只需考察施加者就足够了——忽视接受者的行为。吸引力的产生一方面缘于施加者的魅力（价值观）和采取的方式，另一方面则契合了接受者的喜好。在一些人看来颇具吸引力的东西，可能在另一些人眼中无法忍受。例如，奈有些无奈地说，对很多人来说个人主义和自由很有吸引力，但其他人，特别是原教旨主义者对此就颇为抵触。因此，如果施加者价值观更为普世一些，接受者则更容易受吸引，也就越能增加其软力量。
总之，无论是不受吸引还是受吸引却没有增加施加者达到目标的能力都不算是拥有软力量，至多不过是拥有软力量资源。无怪奈在谈论怎样软力量才算成功时说，“是别人或别国同意或接受我方的价值取向和制度安排，以产生我方希望的行为，软力量就成功了。”
综合以上三方面内容，不难发现软力量范围明显小于通常所说的影响力，又区别于威慑力和强制力。在用软力量解释许多领域时未免差强人意。但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又有特别的好处。所以有必要对其他作用范围做一下界定。
（三）关于软力量作用范围的界定
广义上讲，个人也有软力量（上文已经提到）。个人的道德操守、信任度和声誉等个人魅力都可以吸引人。而且这种吸引力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只是个人的道德水平也好，信任度和声誉也好都基于所处环境中普遍遵行的价值观。由于在一国范围内的群体价值观一般是共同的，用价值观上的吸引力来解释个人软力量的大小变化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喜欢同一张CD，并不能作为一个人能吸引另一个，而另一个人只是被吸引的理由。因为不存在一个人具有强势价值观，而如果有则需政府或组织的放大。例如，耶稣是随着基督教的扩张而受到全人类的信仰，而斯大林受人崇拜同样离不开国家机器的运转。
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际关系中运用软力量却颇为适应。在此，文化、政策、价值观等软力量资源变得活跃。在运用软力量时才颇见成效。硬力量与软力量的相辅相成才得以体现。当人们发现在当今变化了的社会里只有硬力量的国家行为变得昂贵或者被捆住了手脚便转而重视起软力量，这才是催生软力量的土壤。因此，对软力量的过大范围理解并非总显得有利。同时，对放在国际背景下的软硬力量变化的研究将有助于人们把握国家生存的脉搏。这将是本文关注的一个重点。在讨论它之前，有必要先搞清楚在国际关系层面上软硬力量之间的相互关联。
（四）硬力量和软力量的关系
考察软硬力量之间的关系是研究软力量必须做的工作。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软力量的定义（包括许多学者的）并不是指出软力量是什么，而是与硬力量的区别是什么。奈认为，“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其行为的性质和资源的是在程度不同”其实就是从软力量的定义出发在行为上归纳支配力（硬力量发挥作用的方式）和“吸纳力”（软力量的实现方式），在资源上将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与价值观、文化、政策和机构体制区分开来，分别指向不同性质的力量。
软力量并不完全依赖于硬力量。软力量可能大于或小于它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例如苏联尽管硬力量持续增长，软力量在入侵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后几乎丧失殆尽。软力量不能直接测量。硬力量资源是有形的，同时它们发挥作用并不紧密依赖于他人的看法，因此对于军事实力和经济力量在数量和质量上的衡量可以使我们形成基本可靠的判断。之所以人们认为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力量上的巨大差别便是源于这些测量的结果。很少会有人否认这种测量的可行性和结果的可信性。但软力量则不然。通过对硬力量的分析我们也许能够判断软力量的状况，但却难以找到切实有效的方法。软力量是源于对于他国的吸引力，尽管我们认为可能自身颇具“魅力”，但也无法保证会吸引对方，因为运用软力量的效果极大地依赖于接收方的接受度。同时，采用不同的政策风格会对受方接受与否产生巨大影响。而一国政策变化是常有的事，软力量也就在时间轴上发生波动。加之，同一政策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地点上的分散不均也使测量软力量变得无所适从。
然而，如上所讲，判断软力量的大体状况是可能的，那就是分析与硬力量的内在联系。“文化地图和经济地图并不简单地相互重叠，这十分符合逻辑”，但却并不表示软力量可以走得太远。软力量必然以硬力量作为其有效载体。最简单的道理就是：只有以强大的军事经济基础做后盾，才能在科技和教育等方面有所发展。在国际社会层面上，没有硬力量的支撑，软力量也只能是“软弱的力量”，哪怕在国内拥有极高威信的政府，在国际中依然无人买账（如梵蒂冈）。
与之相对应，硬力量也需要软力量。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核武器使硬力量的威慑力受损，“因为它太可怕，破坏力太大而变得‘肌肉内持续紧张而僵硬’——因代价太大而不可能在战争中使用”。在单纯依靠“打仗的能力”将会付出高昂的成本。因此，必须凭借软力量来缓解使用硬力量带来的反冲力（也许过去这种硬力量的损耗有限，而现在全球化下可能是巨大的，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一个好例子）。
综合以上叙述，可见，软力量和硬力量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它们一直就存在，不过现在软力量的作用更加上升而已），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如果把硬力量当作常数，那么软力量就是变数或权数。
（五）围绕软力量的四点争论
在中国，学者们总是在集中注意力给予研究而又争议颇烈的就是软力量的概念问题。现在看来，关于译名之争已有大势，剩下的不过是权威惯性的作用而已。但何为软力量却并非如此。
在解答何为软力量时，许多人从内涵的阐释、性质的界定、软力量的资源要素和适用范围方面做出了不同甚至彼此相悖的结论。例如，有代表性的几种定义中有的认为软力量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和感召力，是对立在此基础上的同化力与规制力。或指出软力量应界定为“在信息时代一国通过自身的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在国际事务实现预想目标才、的能力”。而张小明则更是删繁就简说“软力量就是一种吸引力”。这些概念有其相通之处，如都提到了吸引力，但却招致有些人的批评，认为它没有跳出约瑟夫•奈的软力量范围，而奈的定义只不过是软力量的一种提法，而且是只限于国际关系中。
至于产生软力量的资源要素本应是明白而容易界定的问题。但是由于概念上的争议竟也偏颇的过甚。04年奈的专著《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提出三种力量资源：①（产生软力量的）文化;②(真正实践了的)政治价值观；③（具有合法性及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可见在奈看来经济和信息方面算不得显性的软力量资源。正如刘庆所言，“一般来说，经济、科技力是硬力量，把经济、科技归入软力量值得商榷。”另一派则干脆完全忽视经济、军事制度层面上“软”的一面，“不免也主观上缩减了软力量的作用范围”。其实，在奈的这本书里对经济与软力量的定位是“软力量一定程度上是社会和经济的副产品”——显然经济的目标并非为了生产软力量。同时，必须强调的是，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都可以作为软力量的资源，但并不直接是软力量。
对软力量性质的阐述几乎各类学者都是无意间一笔带过，但刘德斌做了代表性阐释，认为软力量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并不是新鲜事物，“纵观历史的发展变化，我们不难发现不同时期不同地方全力结构中同化性权力的影子”。但他又说，“但到现在，特别是拖垮苏联之后，（软实力）才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的。”这一观点，无疑认为“软力量论”本身并不是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创新理论，只不过是同化力的同义词，在科学行为主义者看来“显得肤浅”，算不上是理论。另一类观点，则根据这一“老传统新提法”的定论，认为将软力量只局限于研究国际关系中是片面的（上面已略有提及），中国就普遍存在这种力量，孔子孟子的“德”、“仁”、“孝”、“以理服人”等都是软力量的表现。所以，国家与软力量，地区有软力量，组织有软力量，个人也有软力量。然而，问题是，现在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与以往是大不相同的，我们不能奢望现代人能被别国同化力“征服”。被政府有意强化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主动的“文化过滤”以及现代国家观念都使得“同化力”显得颇有敌意。同时，现代力量性质的变化让“传统”也显得不服水土。因此再用国家间的同化力来阐释软力量所扮演的角色，未免不合时宜了。其中实质是价值观上的变化，而且只有站在国家关系层面上看时，这种变化才会很明显。
最后，就软力量的研究范围来讲，有些中国学者主张跳出奈所画的框框（上面已略有提及），也有人表示反对。但不管如何，对于范围界定的认识将直接有助于我们把握软力量的实质，也是进行宏观研究的前提。
二 软力量与大国霸权
(一)、软力量视角下的大国霸权期模型
上面关于软、硬力量关系的分析是基于其力量内部结构和理论上的辩证关系。如果把它看做在空间轴上软、硬力量所处位置的定位，那么，从时间轴上观察他们的强弱变化则会得出另外一些认识。
首先一个问题是，就一个国家在成长过程中而言，软、硬力量孰先孰后？因为硬力量强大决不意味着软力量也就自然而然地强大，反之亦然。例如苏联在入侵匈牙利后剩下那点与其强大硬力量不相协调的可怜软力量，以及梵蒂冈在软、硬力量上的尴尬。
对此，学者的回答不谋而合。有学者认为软力量和硬力量不一定同步发展，崛起需要的根本资源还是硬力量。无疑肯定了硬力量的先决地位。保罗•肯尼迪则不无洞见地说，“一个国家的相对经济力量的转轨同它的军事和地区影响的转轨之间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滞差’”。
简单的道理就是对于一个新登上国际政治舞台的国家，军队是它最大的也可能是唯一的资源——新国际往往是战争的结果，新国家虽然拥有足以战胜旧政权的军队却在经济张面临一个较长的恢复阶段。新政府的合法性以及为国际社会认可都需要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样的国家早期是没有什么软力量，随着国内军事力量的进一步提升，经济恢复并得已前进，新国家则渴望在国际上站稳脚跟并开始发挥作用，软力量呈上升之势。
对于另一类已存在的国家则可能在登上国际霸主地位前经历一个相似的阶段。不同的是此时的军事因素可能并非优先发展。例如19世纪60年代的英国宁愿变得更加富有而不愿在军事上耗费过巨，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后，两者孰应优先就可能完全颠倒过来。另一个例子则可以说说中国。它很典型也距我们很近。从原子弹上天到全国战争动员（防苏）期间中国军事力量发展明显高于经济速度，而改革开放后，经济开始取代其优先地位，中国软力量才得到长足进步。这种转变几乎存在于所有国家（存在例外如袖珍小国）——无论它有无能力登上国际权力的顶峰。毕竟获得一定软力量是必要的。
另一个问题则是软力量与硬力量是否会存在高峰期？在理论上很好回答，而在实践上却颇为复杂。硬力量是历代史学家所关注的，例如中国康乾盛世就是清王朝硬力量的顶峰，再如“17世纪的荷兰、18-19世纪的英国。20世纪的美国”等说法都是对硬力量高峰的划分。
在实践中，国际社会中硬力量是比较的结果，而在具体的时间点上则存在起伏。从70年代美苏军事力量比较上看，美国硬力量是下降的，但比40-50年代还是要强，可是40-50年代美国经济霸权却极为稳固，反过来又比70年代更具影响力。软力量则更是如此，他不仅仅随硬力量波动也会随着政策风格的不同、国际环境的变化而大为不同。因此，如果说存在这种高峰也并不取决于它拥有的实力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它的邻国比它拥有的是多还是少。
沃勒斯坦曾对历史上出现的三个霸权国家做过比较，认为尽管他们出现的时代不同，但是他们也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一下三个方面：第一，霸权国的兴衰与其在三个经济领域的效率是相关的每个霸权国都是先在农业---工业中取得优势，然后在商业领域占有优势，最后在金融领域占有优势；第二，每个霸权国家在其全球自由主义，反对重商主义者对贸易的限制；第三，霸权国家的全球军事力量的模型是相同的。
尽管沃勒斯坦只是基于经济因素进行的推理，但不难看出其中所体现出的硬力量的一面（农业、工业、甚至商业）及软力量的一面（金融机制）。然而也存在不同之处，而且这些不同不仅仅在于涉及的因素不同。首先，一国硬力量（如农业、工业）优势并不一定在整个霸权期内存在，其金融优势仍然可以在农业、工业衰落后在一段时间内得以保持；第二，金融优势并非霸权期到来的标志，而只能是在霸权期内的大部分时间里保留优势。
扩展到软、硬力量的对比上，就不难理解在一国软、硬力量高峰期内可能存在一个“青黄不接”的低点。如果这个点确实出现在了大部分国家发展道路中，那么它就是一个预示着一国霸权开始衰落的标志。
需要解释的是，硬力量下降时为何软力量仍能上升，而不是和硬力量平行下降。上面已经提到这是缘于两者时间上的滞差。这种滞差是霸权高峰得以维持的基石。一般而言，与他国相比在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不占优的情况是吧存在进入霸权期的可能的。以英国为例，英国在世界上取得明显的领先地位之前（1815年前），英国海军主力舰数量112，是法国与联合省的总合，经济上人均GDP远远高于法国和西班牙，首先确立了海上霸权，这些都为其称霸奠定了基础。 到1860年左右，“英国也许已相对达到鼎盛时期”时的现代工业生产能力相当于世界工业生产潜力的40—45%。但几乎是在同时，英国实力开始衰落——1850年英国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还在39%左右，到1870年降为32%，到1913年更是不及美国，降到14%。然而，英国在1840年到1914年间仍然保持着世界霸主的地位。因为“白厅的政治家们精心培养了其海外亲信，英国的势力和影响在早年已扩展得如此之大，所以英国现在拥有许多缓冲地带……”，“英国一段时期内赢得了‘欧洲和平缔造者’的形象，这种形象在19世纪达到顶峰”。也因为“美国……成为事实上的经济大国，只是在制度设计等方面还不能全面地与英国实现全球性主导权力的转移”。总之，在硬力量还没有衰退到软力量不得不随之衰退之前，软力量对硬力量损失的弥补或对硬力量使用成本上的分散，使得霸权高峰期得以存在和延续。
然而事情不会总是这样下去。硬力量的不断衰退超过软力量的“滞差时间”后，霸权国将面临硬力量与软力量的全面下降，霸权就难以为继了。正如阎学通所言，“当一国软力量丧失或被严重削弱，无论多么强大的经济实力都抢救不了衰败的命运”。
综合以上两点不难发现，一国力量在国际上的高峰（如果可以做到的话）需要软、硬力量的相辅相成。我们要做的不是让硬力量永远强大（这做不到），而是要尽量延长其于软力量高峰之间的“时间滞差”，让软力量更久地保持在高水平上。
(二)、两个案例——中国和美国
纵观历史，中国在呵护自己软力量上并不明智。无怪王正毅在总结我国历史不无遗憾地说：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双向过程，一方面是汉族在建立王朝之后向边疆扩展的过程（如秦、汉、唐、宋、明），另一方面是少数民族不断挺进中原建立王朝的过程（如辽、金、西夏、元、清）。在这个双向过程中，呈现出的规律是：每当王朝统一时，对外 就是开放的，在其鼎盛时期都是开放的：而每当王朝统一受到挑战时，一般都采取封闭政策（即切断软力量对邻国的作用）。
很显然这种主动削弱自身软力量、封闭自守的政策无疑使国力衰落的状况雪上加霜。
以清朝为例。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可以被看作清王朝的霸权期（或称高峰期——当然是相对于周边国家），当中有一个明显的从军事扩张到经济、文化全盛的线索。康熙朝对外政策较为开明，愿意于邻国接触，但其软力量却颇为有限（因其满族血统还未在汉族中取得很大软力量），例如1656年间下诏实行海禁，从侧面反映出其国内统治的根基并不十分稳固，但此时军事实力达到鼎盛，绝大多数事关帝国存亡的重要军事战役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到乾隆朝时军事战争大为减少，军事实力开始下降，而此时文化却最为昌盛，经济最为繁荣，对外交往也最为开明。例如，在1686年设广州十三行，广泛地接纳传教士和活跃的朝贡交流等等。
至嘉庆朝时霸主地位已岌岌可危。一方面是八旗制度的名存实亡，军队战斗力大不如前;另一方面则是对外交流几乎终止，“天朝上国梦”萦绕在从帝王到平民的帝国所有角落。此时如果对外开禁，扩大与各国交往（尤其是与西方大国）则中国可能继续保留霸主地位（甚至进入另一个霸权期）但是1816年嘉庆帝拒绝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暗示着中国软力量也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1840年以后几乎使大国地位也无以为继了。
涉及到当前中国，中国要做的只是努力发展自己的硬力量，追求与之相适应的软力量（不要对软力量提出过高要求，因为无法达到也没有必要——毕竟现在的中国并不处在霸权期）。过激提升国家形象会在国力不支的情况下被视为是虚伪和欺骗。
提到国家霸权就不得不提一提当今的世界霸主美国。毫无疑问，美国在1910年成为头号经济大国，二战后成为军事强国，奠定了美国1945---1973年间的世界霸主地位。但如果说美国权威将在1973---2000年间丧失，最终在2030年间分散则未免将美国霸权看得过于脆弱。
当美国在1945年后独占鳌头时就以其较苏联更为吸引中小国家的文化、科技、经济体制和民主自观念产生了强大的软力量，例如在政策上推行广受欢迎的马歇尔计划和每年接受众多的海外移民，都与其一向以不可战胜自居实际上也从未尝败仗的美军接连在朝鲜战场和越南战场，以及现在又在伊拉克战场上备受奚落的军事处境形成鲜明对比。
可见，美国的软力量正步入高峰期。如果9•11事件没有让美国人放弃自由开放，美国霸权地位仍然能够持续。但也许“德国编辑约瑟夫• 杰弗曾扬言美国的软力量大于其硬力量”这句话并非是个好兆头。这可能说明美国霸权已越过早期的意气风发步入成熟期（或称衰退期）。
在这种大周期背景下，美国文化、经济体制和自由民主观念会更加深入人心恐怕是挡不住的潮流，然而这种过度将在何时到来又何时远去则要依据美国是抱残守缺躺在昌盛的迷雾中睡去，还是有心地呵护这易碎的辉煌。
结束语
关于软力量的概念基本上上遵循约瑟夫•奈的有关软力量内涵的阐述，只是把诸如文化、机制和生活方式等具体方面纳入到价值观中去了。它基于这样一个缘故：文化、机制和生活方式等因素必须含有与他同此类因素相通的价值观才能对其产生吸引力，如果仅仅是因为文化有异域情调、机制古怪和生活方式特别很难产生广泛的吸引，也很难保持。从概念出发，本文对软力量的研究只限定在了国际关系层面上，是出于简化和易于把握的目的。至于探讨软力量和硬力量自然也是围绕概念进行。从概念上就可以看出，软力量和硬力量的区别在于国家维持力量的众多资源中总有用途上的不同和发挥作用的路径上的差异。但是，毕竟有这种差异的资源在不同时间的爆发会预示着国家力量的新变化，正如太阳黑子和耀斑对太阳活动的预示。最后再把软硬力量运用到研究国家兴衰（或世界体系）中。浅薄之处显而易见。之一就是对于它的提出没有做定量分析，再就是没有完全建立在历史的佐证上，只能算是一种尝试。
[1]约瑟夫•奈.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
[2]倪世雄．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
[3]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
[4]刘庆．近年国内软力量理论研究综述
[5]费尔南•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6]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
[ 本帖最后由 peking1 于 2009-4-2 17:3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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