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karlre

左派和右派两词是相当广泛的形容用词，用以作为一种广泛的辩证法解释方式，可以用作形容或区分一种政治立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是一个政治党派。除非是将其套用至多维的政治光谱上，否则这两词通常是用以描述两种完全相对的立场。

尽管对这两词的使用相当普遍，然而这两词一般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也因此对这两词的使用往往是根基于舆论上。对于这两词的区分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公平的结果是左；公平的程序是右：古典自由主义强调程序的公平，自由市场便是例子之一。自由意志主义学者罗伯特·诺齐克便是强调区分“历史过程”和“最后结果”两者的20世纪知名理论家之一。但另一方面，现代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如约翰·罗尔斯则主张左派的政策也是使用以过程为根基的推论，而一些新保守主义者倾向使用军事手段建立民主才是属于最后结果。
反对自由市场造成的不均等为左；而接受之则为右：通常，政治上的争论都是聚焦于政府究竟应该（干涉主义）或不应该（自由放任）介入经济以救济贫穷的问题上。诺兰曲线将这个差异作为左派和右派两大差异的轴线之一。不过，政府的干涉并不一定就代表重新分配财富或平等主义的政策：一些形式的干涉是为了满足某些财团公司的利益，例如社团主义的政策。
偏好一个“更大的”政府为左；偏好一个“更小的”政府为右：政府的大小在这里可以视为是政策和立场的差异，虽然政府雇员的数量通常被用以作为主要指标。不过，一些人也注意到某些政治流派如无政府共产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存在与这种政治光谱不相合，反而如同诺兰曲线一般垂直于左右派之外。
平等为左；自由为右：提出这种区隔的是哲学家诺贝托·波比欧（Norberto Bobbio）和Danielle Allen。波比欧主张唯一准确的左右派差异是有关人们对平等理念的态度，因为只有左派会想要保护或促进平等，而右派则会想要维持或增加不平等。左派和右派也同样都宣称同时追求平等和自由两者，然而他们对这两词却又有不同的解释方式。
一个现世政府为左；一个宗教政府为右：这种差异在美国、印度、和欧洲的天主教国家特别明显（这些地方也是反教权主义代表左派的区域），有时候也包含中东。
集体主义为左；个人主义为右：不过，1960年代的反文化浪潮便是以强调个人自由为特色，而这波浪潮主要则被归类为左派，而在宗教/现世的冲突上，现世主义者往往更倾向于强调个人的自由和宗教自由超越集体的信仰价值。不过，被许多人视为右派的法西斯主义也强调“国家的组织概念”，抱持著集体主义的概念，将国家看作是一个集体的实体。
革新为左；保守为右：虽然在一些国家里“右派”和“保守派”往往被视为同义词，但这一区分在讨论左派右派的光谱时很少获得重视。
法律支配文化为左；文化支配法律为右：这个公式是由美国的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提出才为人所知的，但最早则是由埃德蒙·伯克所构想的。
支持国家独立、自治和主权—尤其是小团体为左；仅支持建立国家和政府为右：一些团体可能会被右派视为恐怖份子、但却可能被左派视为自由战士。右派的运动通常支持他们自己国家的主权并反对其分裂。在欧洲，支持欧盟者通常来自左派，而支持国家主权者则来自右派。
国际主义和世界观为左；国家利益为右：经济民族主义或贸易保护主义在左右两派都可以发现，左派的保护主义是以确保国内的工作机会为目标，而右派的保护主义则是为了保护本国的公司和经济。
认为人性和社会为可变性的为左；认为它们为固定性的为右：这是先天与后天之间的争论例子之一。最先以此定义左右派的是美国经济学家汤玛斯·索威尔（Thomas Sowell）。
认为人性本善为左；认为人性本恶为右：在这里左派认为邪恶和痛苦是由社会的不公平所造成的，修正此问题便能使人性向善。而右派认为邪恶是人性必然产生的。可是，人性本善说有人必须因为好保护这样的保守的侧面，一方的人性本恶说有人必须因为坏改变这样的革新性的侧面。

左派和右派的称呼最初起源于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在大革命期间的各种立法议会里，尤其是1791年的法国制宪议会上，温和派的保王党人都坐在议场的右边，而激进的革命党人都坐在左边，从此便产生了“左派”、“右派”两种称呼。

在刚开始，这个政治光谱的定义是以人们对“旧政权”（Ancien Régime）的态度为判断标准，“右派”也因此代表著支持贵族、或教士利益，而“左派”则代表反对这些阶级的利益的人。在当时，支持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人也被视为是左派，然而这样的立场在现代大多数西方国家则被视为是右派。不过即使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极端的左派也会要求政府干预经济以支援贫穷人民。

而在大不列颠的同时，埃德蒙·伯克（他在现代通常被描述为保守派）也抱持著和法国大革命中自由市场左派类似的观点，不过，他也强烈批评他们的反教权主义立场以及他们鼓吹暴力革命推翻长期政权的倾向。伯克在他的《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中批评左派的理性主义过于极端、以及对于传统智慧的侮蔑。

在法国大革命中，左派和右派的定义往往在不到一年内便完全转变。最初，在制宪议会上，安东尼·巴纳夫（Antoine Barnave）和亚历山大·拉梅特（Alexandre de Lameth）等主张限制君主权力和建立一院制议会的领导人被视为是左派，而那些希望建立和英国类似的君主立宪政体的保守派领导人、以及彻底反对革命的人则被视为右派。到了1791年的立法议会，前述的这些党派—现在被称为斐扬派（Feuillant）由于支持君主政体和有限的选举权而被改视为右派。而在仅仅一年之后的国民大会上，原本因为支持透过战争将革命散布至国外、以及厌恶国王而在立法议会上被视为左派的吉伦泰党人，现在则因为他们对于推翻君主政体的矛盾心理、反对处决路易十六世、以及对于巴黎市的厌恶而被视为右派。

应该注意的是，在法国大革命当时，各形各色的政治党派都很少有经济政策上的差异。被视为左派的山岳派（Montagnards, 1792-1793）和右派的保皇派（Monarchiens, 1789）在经济政策上都是属于正统的自由主义者，尽管在1793年山岳派的确比其他党派更为愿意支持（暂时的）经济控制以争取群众支持、而且在山岳派内部也有一些左派的经济激进主义者以Egalité—重新分配财富作号召。

相反的，在大革命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主要是针对革命本身的态度：将革命视为是一场毁灭上帝和自然的可怕灾难、而这一切应该被结束才能恢复好的政府，又或者将革命视为是法国政治生活的必然特征。就大部分时候而言，几乎所有革命中的法国政治人物都对此抱持接近中间派的立场，但却在应该何时发起革命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

1794年，在罗伯斯庇尔于热月政变中被推翻后，法国大革命终于稳定下来，这时更为清晰的政治光谱开始浮现—在左派的是之前支持罗伯斯庇尔和恐怖政治、并希望恢复1793年民主宪法的雅各宾派；而在右派的是希望君主复位的保王派—包括立宪派和专制派；而被归类为中间派的则是热月政变中的发动者，也是他们写下了1795年的宪法、并希望建立有限制的督政府共和制。督政府的失败并没有改变基本的政治生态—雅各宾派和保王派继续存在，而大多数最初支持督政府的人则改变为支持独裁者，最后导致了皇帝政权—拿破仑·波拿巴的诞生。

也是在这个时候，法国国内有关左派和右派的政治光谱概念开始流传至欧洲各地。由于法国的大军不断攻克并强占法国之外的领土，左派和右派的分界再次改变为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这大部分是由在政治上的结盟所判定。随著拿破崙的崛起，左派和右派的区分也变的更为复杂，因为这代表了在国外支持革命的党派也必须决定他们是否支持拿破崙的独裁政权。在同时，欧洲其他国家的传统统治者—无论是拿破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敌人、或是在德国的附属统治者如巴伐利亚，通常都选择吸收拿破崙和大革命中的某些经验，希望藉由吸收那些中央集权的改革，能使他们的老旧政权转变为和拿破崙一般的强大，而无需经历大革命中的混乱和恐怖暴力。

在拿破崙于1814年被击败后，欧洲的政治家们齐聚维也纳会议以商讨如何重组欧洲。会议并没有全盘恢复之前的旧政权，维也纳的保守派政治家们（例如克莱门斯·文策尔·冯·梅特涅）所希望的政治制度是以保持秩序为目标，如果必要的话也可以谨慎的采纳法国大革命中的改革。而在法国，类似的潮流促成了波旁王朝路易十八世的复位，而他本人也认知到，要彻底恢复以往的旧政权已经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左派和右派的称呼随著时间不断发展；从原本仅限于法国的用词传遍至整个欧洲（至少在欧洲大陆）、乃至于全世界的常用称呼。

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各种政治生态都很容易套用左派-右派的政治光谱。极右翼的反动派势力期盼完全恢复旧政权，包括传统的特权以及中央集权的界线。虽然各地的政府经常会利用这些政治势力以保持政权，但却很少有政府会（最值得注意的例外是萨丁尼亚王国）真的采纳反动派的政策。在反动派左侧的是来自于温和派的保守派，他们更愿意接受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尤其是那些会造成国家权力扩大的的成分，同时也支持独裁的中央集权统治—无论是以牺牲传统阶级或是自由派议会为代价。而在他们更左派的则是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希望一个代议制的政府以及对于公民自由的尊重。不过在实际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界线往往相当模糊，尤其是在议会制的国家里，保守派在必要时通常会乐意和代议制的政府合作。而在自由派左侧的则是各种形式的激进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他们希望彻底推翻君主政体，并建立普遍的选举制度—要不是类似1812年的西班牙宪法、便是如同1793年的法国宪法一般。

随著时间的发展，左派里的某些“左派”成分逐渐浮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原始的左派、以及他们的激进主义和共和主义分支都坚持某些抽象的权利平等，依然被视为是左派的明确主张。不过，随著社会主义成分的逐渐增加，尤其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政策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的不断的转变为左派的中心，也因此到了俄国革命的时候，许多人已经将“左派”一词限定为称呼共产主义者、或至少社会主义者。而在另一方面，尤其是在经济上，曾经被定义为左派的自由放任的观点则改被视为右派。而右派里的极端君主主义和神权政治成分则越来越罕见，并且在今日的西方国家几乎已不存在了。

布尔什维克毫无疑问是在“左派”，而斯大林主义、苏联式共产主义的支持者也将他们自身视为“左派”。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左派份子会争论道斯大林主义和毛泽东主义都只是表面上的左派，因为他们在实践上毫无经济的自由、而且也制造了严重的不公平现象。不过，许多欧洲的左派政党依然会与那些共产主义政党结盟以对抗右派。

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间点，左派和右派通常都有不同的涵义，这种现象通常起源于19世纪末期的欧洲，自从那时开始，左派和右派的称呼就越来越少有明确的定义了。举例而言，当谈到1930年代的欧洲时，除了对于布尔什维克的反抗外，人们很难对“右派”的定义产生共识。虽然德国的阿道夫·希特勒和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都被定义为右派，但很显然这两位政治领导人之间有著巨大的差异，而且他们两人的反共主义也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达。

同样的，在冷战中的美国，很少有社会主义的党派能浮上台面，而且即使是社会民主主义也很少出现。相反的，美国自由主义—混合了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了选举中被称为左派的势力。而右派在原先欧洲的定义里，是与那些传统政治秩序的支持者相连结的，但在美国这却从来不曾存在过。在冷战期间里，几乎每个当选的政治人物都是采取反共主义的姿态；唯一的例外是在1960年代中旬，当反越战运动如火如荼时，一群新左派就此浮现，在某些场合下还宣称他们是“反反共产主义”，但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主动拥抱共产主义。

同时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在这些西欧国家往往有极大势力、或甚至成为执政党，而共产主义政党在政治光谱上依然是重要的一个环节，简而言之，在美国被视为“左派”的选举政策在欧洲往往会被视为“中间派”。

从1970年代末期开始、特别是1980年代，共产主义的支持度戏剧性的大为下跌，不只是在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他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甚至是共产主义国家亦然。尤其是在1991年苏联的彻底解体后，“左派”一词就很少再用作形容那些支持老挝、北朝鲜、中国的人了。不过这一词依然可以用作称呼许多社会主义的分支，这一词也经常用以称呼某些形式的参与型经济或甚至是绿色政治的支持者，而非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形式。

如同左派一样，“右派”一词的涵义也不断改变。在19世纪末期的西欧，几乎没有任何人会支持要回复法国大革命之前的旧政权式社会架构，相反的，右派一词通常被用以称呼那些想要维护任何形式的君主政体或贵族政治的人、以及那些抱持保守派宗教观点的人、或者是那些仅仅想要防卫自1789年以来产生的中产阶级利益（而这在现代早已根深蒂固）的人。在20世纪前半期，革命性的右派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势力—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也与传统的右派政治势力产生差异，直到今天这种差异依然存在。右派一词也被一些人用以形容极端的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政治势力。

在近年来，新崛起的全球化和新保守主义被归类为右派，而“古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或“老右派”一词在近年来则出现用以称呼地方主义、孤立主义、以及古典自由主义。

一些当代的政治立场，例如在美国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的立场，是很难以左派-右派称呼加以定义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在社会议题上属于“自由派”，但他们反对左派对于政府管制经济的支持，或反对右派对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他们的政治立场可以说是最相似于所谓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就是1789年那时的左派。

许多现代的思想家质疑左派-右派的区分法在21世纪是毫无意义的。当前大多数国家的左派-右派差异显然都是和当地的历史经验以及地区政策有关，而不是任何一致的原则理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保持政治上的适当性，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右派都接受了大多数“左派”对于政府干预社会的观点。同样的，许多左派也在雷根-柴契尔时期开始支持私有化和反共主义；而在最近，在后共产主义的中欧和东欧，即使是被归类为左派的政党似乎也支持限制国家在经济上扮演的角色。我们也可以见到一些运动如绿党和女性主义的浮现，这些运动毫无疑问是更接近于传统的左派而非传统的右派，但通常是以他们对左派经济思想的排斥态度定义的。

无论如何，政治的本质意味著两极的差异永远不会消失，至少地区性的政党通常会出于自身的利益考量而强调政策选项的两极—亦即非此即彼的左派-右派区分。将对手政党贴上左派或右派“激进份子”的标签也是经常出现的政治手段，也能用以划清或呈现出某人的立场、和某人所反对的为何。也因此，即使这左派-右派的称呼区别并不如以往一样有意义，但他们在可预见的未来依然会是相当重要的政治术语。左派-右派的区别肯定也会被一些自称舆论取向立场的团体所批评，例如激进中立派、第三种道路等等。这样的团体通常宣称自己“超越”了历史的区分界线，并坚持他们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不过，他们还是经常被其他人划分为政治光谱的某一部分，无论他们反对与否。

ssTory

呵呵,我想是我表述不清楚,我的测试结果政治是-0.7,与我一直认为自己属于左一点是相符的.和O兄一样,当兵时间长了,正好又是学法律的出身,所以这个"左"还是比较符合我的立场的.
至于我说自由,是"左"中的倾向自由,这是看到0.2这个文化立场后的调侃.

说到经济,这个我倒是很分不清经济和政治的主从区别,从一般的哲学论点出发,政治应当为经济服务,包括国家在内的上层都由经济决定并服务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普世观点认为政治(国体,政体)应当为经济服务.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经济的发展是否一定是生产力的发展?商业运营中的炒作虚高和投机行为造成的泡沫无疑是经济中的一环,但明显不属于生产力的畴,而且严重制约生产力的发展.

从人力投入(体力,智力)[价值]到泡沫化后的[价格],以中国现行的房价为分析点,其价格不仅严重高于其本身的价值,同时也以经超出了使用价值,按照波动线来解释,应当是供求关系的拉动结果,但我们都知道这里边国家政策不当和恶意炒作的原因更多一些.

我是做软件开发的,主要方向是ERP和OA类,我认为真正属于经济范畴(政治经济关系中的经济)的产业应当是一个从科术层面尤其是高科技层面拉动的良性循环,而不是劳动型无任何(或较少)科技含量的产业类型.我们都知道对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群体来说,虚高的泡沫经济至少存在以下几个风险:
1.分配失衡,我们都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那么在一个良性发展的社会中,由科技发展带来的价值及由些产生的利润应当占到主要的地位,那么拉动分配的最主要原因也应当以此产生.但泡沫经济明显不在此循环内.造成社会财富向低科技投入的产生流动.不利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2.炒作和投机带来的高额得利,必将影响整个国家或者社会范围内的价值观扭曲,中国在改革后流行的一句话"造导弹的不如卖茶鸡蛋的"明显点出了这一问题的弊端.不早于整个社会高端科技的进步.
3.从生产环节上分析,不利于整个社会生产的有序化.会造成整个生产环节的人才流失,或者根本就不再有人愿意从事基础科技的研究.从日本的教训我们看到,当日本的青年学生将第一志愿从生产制造转向金融产业后,造成金融产业人的竞争加强很多人无业,而生产业则出现无人可用,直接结果是日本产品的质量及研发周期整体下滑,而后续的结果更为严重,产业链的恶性发展造成整个社会财富(总体价值)下降,又挤压了金融业的空间,又促成金融业的所需人员过饱和.这一恶性循环直接导致日本上世纪末经济发展放缓并产生社会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4.社会产业链抵抗风险能力下降,因为高附加值来源于炒作和失衡带来的虚高,而不是高科技的良性发展,造成投机资金可以轻易的渗入或者控制这部分产业,拉高打低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不能承受这部分恶意的资金打压,造成国内的价值大量流失.

所以我的看法是,政治不应当服务于泡沫,而应当服务于真正产生价值的经济链,所以我认为政府应当对泡沫经济疯狂而无节制的发展与以重击,使其回到正常的波动范围内.才能使整个国家经济回到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一点个人看法,希望和O兄商讨一二.

funnystory

这套题是中国语境下的左右，如果要西方标准的：
http://blog.farmostwood.net/politics

aa58193686

您的结果  
政治立场坐标  
0.9  


文化立场坐标  
0.4  


经济立场坐标  
-0.7  
ID:aa58193686   职业：学生  教育水平：本科
0.9的政治立场是不是高了?

aa58193686

好在么我又不是死硬的右派,所以左当道的年代我独善其身,小平同志曾说过,在中国,右从来是争不过左的

qwert168

政治立场坐标  
0.5  
政治立场偏右

文化立场坐标  
-0.8  
文化立场偏左

经济立场坐标  
-0.2  
经济立场偏保守

16104905

可怜的工人  大专

政治立场坐标  
-0.4  

文化立场坐标  
0  


经济立场坐标  
-0.4

您的结果  
政治立场坐标  
-0.2  


文化立场坐标  
-0.6  


经济立场坐标  
0.3  



思想老旧，积极学习新事物的同志

西方价值体系下的测试：
经济立场坐标（左翼<->右翼）-1，政治立场坐标（专制<->自由）-0.6

政治立场坐标  
-0.9
文化立场坐标  
-0.2  
经济立场坐标  
-0.5  
ID：redsnow  职业：金融公司职员  教育水平：硕士，
不错，我的职业风格确实有些保守。